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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源阁
走近楼南大街，一座古色古香的方正院落格外引人注目，红色的大门古朴而厚重。门楼上方遒劲的“海源阁”三字，让人们意识到这就是聊城人引以为豪的海源阁藏书楼。
聊城海源阁是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，其藏书历经杨以增、杨绍和、杨保彝和杨敬夫4代。“这是人们通常的说法，若追溯杨家藏书的起源，应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开始算更为确切。”
那么，世代为书香门第的杨家家世如何？对此，海源阁藏书楼馆长张连增说，杨氏家族先祖为陕西华阴人，后迁至山西洪洞县。明朝初年，由于战争不断，中原人烟 稀少，明朝统治者不但从山西向东昌府大批移民，还转移军队。当时，山西洪洞县杨氏先人因有军功被授临清卫指挥一职。明亡后，改为东昌卫指挥，于是杨氏先人 加入聊城籍。至此，杨家世代居住在聊城古城。
杨以增的祖父杨如兰为候选州吏目，秉性耿直。杨如兰次子、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天资聪颖。1798年考中举人，1813年任即墨县教谕（教育局长）。杨兆煜学识广博，论帖、品诗、读画均有独特见解，并有一定的古书收藏，特在楼南宅院内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“厚遗堂”。杨以增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杨以坊和1个妹妹。“从杨氏家世可以看出，杨家世代受儒家思想影响，为人正直，由科举步入仕途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。这为杨以增等人藏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。”张连增说。
从小受父亲影响的杨以增，文韬武略、德才兼备，尤爱书、收书、藏书。杨以增32岁中举，35岁考中进士，先后在贵州、广西、湖北、河南、甘肃、陕西做官。 1838年，杨以增的父亲去世。在守丧的3年间，聊城暴发洪灾，军民齐聚到城南抗洪。由于洪水凶猛，抗洪士兵和百姓纷纷溃散，当时的东昌知府不知所措。此时，杨以增身先士卒，跳进河内勇堵决口，鼓舞了军民抗洪士气，最终堵住了决口。
此时，皇上派来的河院差使赶到现场，军民纷纷向其报告杨以增带头抗洪的义举。当河院差使寻找杨以增时，发现杨以增在河内已累得筋疲力尽。河院差使命士兵将 其扶上岸，当即赏给他数万两白银。拿到这一笔巨资，爱好藏书的杨以增突发奇想，父亲的“厚遗堂”已远远容纳不下这么多书，不如将这笔银子用于修建两层藏书 楼，一楼为自家的宗祠，二楼为藏书室。这样既能祭拜祖先，还能完成父亲生前的夙愿。聊城老市民叶簪传老人听父辈这样传说。
据聊城大学统战部部长李泉教授介绍，1840年，藏书楼建成后，杨以增特取《礼记》“先河后海”之意，意即书好像是河流，河流尽头必是大海。杨以增认为搞 学问的人不但要饱读诗书，还要探究其源头。因此，杨以增将藏书楼起名为：海源阁。海源阁后历经杨以增、杨绍和、杨保彝和杨敬夫4代人的搜寻，历时百年，其 藏书规模之大，质量之精，在当时北方藏书家中首屈一指。当时海源阁与南方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、归安陆氏皕宋楼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并称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。后陆氏、丁氏的藏书转归他人，仅剩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遥相辉映，晚清人称其为“南瞿北杨”。
在海源阁的墙壁上，杨以增的玄孙杨敬夫曾把杨以增收集藏书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：“端勤公（杨以增）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员时，开始正式收集书籍，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，可谓初期；任陕甘总督时，以精刻本、善本为主，兼收并蓄，对我家藏书总卷来说，以此时所购为最多，宜为中期，亦称盛期；任河督（江南河道总督）时，不仅以珍本为主，并以精刻本付之，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，可谓末期。”
张连增解释说，杨敬夫所谓的藏书3期，道出了杨氏海源阁藏书的总体脉络，由此看出，杨以增在短短十几年间，竟如此神速地收藏了数十万卷珍籍。杨以增生活在清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其特有的历史条件使他大批收藏书籍成为可能。
李泉介绍说，明末清初，江浙地区有很多大藏书家，其中，虞山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最多，在东南地区可谓藏书第一家。后来由于被火烧掉大半，剩下的转交给他同 族的孙子钱遵王。后来又出现了徐乾学、季振宜等藏书大家。乾隆至嘉庆年间，徐乾学、钱遵王的藏书，一半归北京怡府乐善堂，一半归吴县的黄丕烈。此时，季振 宜的藏书，开始流向社会。黄丕烈趁机收购，并成为当时宋版藏书的翘楚。黄丕烈死后，其藏书以及江浙一带的藏书精华全部归为汪士钟的艺芸书舍收藏。
咸丰、同治年间，由于太平天国战乱，江浙一带大藏书家的藏书纷纷流向社会。杨以增趁机将黄丕烈、汪士钟等名家的藏书购回送入海源阁收藏。这样，辗转于吴越之间几百年的古老藏书，几乎被杨以增“一网收尽”。
而被怡亲王载垣收藏于乐善堂的另一支徐乾学、钱遵王的藏书，由于咸丰末年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斩杀怡亲王载垣，使乐善堂珍籍流向社会。当时，在北京任职的 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，趁机从社会上购回流散藏书，送入海源阁收藏。后来，很多人认为，海源阁珍本藏书一半来源于北方，一半来源于南方。
海源阁第三代藏书人为杨以增的孙子杨保彝。尽管杨保彝一生所购藏书不多，但他在保管、整理海源阁藏书方面用尽心机。因此，清朝动乱的年代，杨氏藏书几乎毫发未损。
杨氏几代人广搜博寻，历经上百年，到杨保彝时，海源阁藏书总数达到4300余部，179000余卷。李泉认为，杨氏几代购得南北各家藏书的精华，打破了明清以来藏书大家齐聚江浙的格局，给中国近代藏书史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1910年，杨保彝去世，年仅10岁的杨敬夫过继给杨保彝。杨敬夫为海源阁第四代藏书人。当时兵荒马乱，杨氏家道中落，海源阁藏书暂由杨保彝的妻子王氏保管。张连增说，早在袁世凯当政时，其子袁克定就垂涎海源阁藏书，想据为己有。王氏夫人立即将海源阁中的宋元珍贵图书，搬往她所住的卧室北房中，全部藏于楠木书橱内。这主要是因为1861年，捻军侵犯肥城西杨家的陶南山馆时，焚毁了近一半的宋元旧刻图书，非常可惜。后将普通版本运回聊城海源阁。
海源阁藏书大量损毁流散，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。对此，李泉研究较多。他说，1926年杨敬夫在天津定居，意欲从事商业。因手里没有资金，1927 年，杨敬夫用26种海源阁子、集类珍籍，以7万余元的价格在天津出售，被社会上的人零星买去。1928年春天，西北军第17师马鸿逵的部队占领聊城，海源阁藏书有所损失。此时，杨敬夫担心家中藏书难以保全，遂将海源阁珍贵藏书装了10余箱，运到天津。
1929年7月，土匪王金发占领聊城，并在杨宅内设司令部，遂将杨敬夫运往天津后剩下的宋元珍籍、金石书画，拣其珍贵的拿走，并毁掉大量普通明清版书。 1930年春，土匪王冠军占领聊城，其部下要么拿着书出售，要么撕开包东西、烧火做饭，甚至摞到一块当枕头用。土匪头子王冠军还请来书籍古玩专家，拣好书 和珍贵碑帖字画，全部拿去，运回老家保定。土匪退出后，杨氏宅内可谓“院内屋外，书籍遍地，茅厕马圈，到处是书，大多被雨淋烂”。
1931年下半年，杨敬夫将包括“四经四史”等镇库珍籍在内的92种宋元版藏书以8万元的价格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。后来，杨敬夫做生意亏损，无力赎回。后经国民政府干预，于1946年将这批书收归国有，由北京图书馆保存。
北京图书馆收藏过的海源阁珍善本书总数近300种，其中36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政府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后来又运到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。现今，中国 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海源阁珍善本书260余部。海源阁藏书中的明清普通版本收归山东省图书馆最多。1957年6月，杨敬夫又向山东省图书馆捐献海源阁文物 37种85件。目前，山东省图书馆收藏海源阁书共2209种，2335部，32500册。李泉认为，省图书馆所收藏的海源阁图书的质量尽管不如国家图书 馆，但数量却比国家图书馆多得多。
聊城海源阁是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，其藏书历经杨以增、杨绍和、杨保彝和杨敬夫4代。“这是人们通常的说法，若追溯杨家藏书的起源，应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开始算更为确切。”
那么，世代为书香门第的杨家家世如何？对此，海源阁藏书楼馆长张连增说，杨氏家族先祖为陕西华阴人，后迁至山西洪洞县。明朝初年，由于战争不断，中原人烟 稀少，明朝统治者不但从山西向东昌府大批移民，还转移军队。当时，山西洪洞县杨氏先人因有军功被授临清卫指挥一职。明亡后，改为东昌卫指挥，于是杨氏先人 加入聊城籍。至此，杨家世代居住在聊城古城。
杨以增的祖父杨如兰为候选州吏目，秉性耿直。杨如兰次子、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天资聪颖。1798年考中举人，1813年任即墨县教谕（教育局长）。杨兆煜学识广博，论帖、品诗、读画均有独特见解，并有一定的古书收藏，特在楼南宅院内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“厚遗堂”。杨以增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杨以坊和1个妹妹。“从杨氏家世可以看出，杨家世代受儒家思想影响，为人正直，由科举步入仕途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。这为杨以增等人藏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。”张连增说。
从小受父亲影响的杨以增，文韬武略、德才兼备，尤爱书、收书、藏书。杨以增32岁中举，35岁考中进士，先后在贵州、广西、湖北、河南、甘肃、陕西做官。 1838年，杨以增的父亲去世。在守丧的3年间，聊城暴发洪灾，军民齐聚到城南抗洪。由于洪水凶猛，抗洪士兵和百姓纷纷溃散，当时的东昌知府不知所措。此时，杨以增身先士卒，跳进河内勇堵决口，鼓舞了军民抗洪士气，最终堵住了决口。
此时，皇上派来的河院差使赶到现场，军民纷纷向其报告杨以增带头抗洪的义举。当河院差使寻找杨以增时，发现杨以增在河内已累得筋疲力尽。河院差使命士兵将 其扶上岸，当即赏给他数万两白银。拿到这一笔巨资，爱好藏书的杨以增突发奇想，父亲的“厚遗堂”已远远容纳不下这么多书，不如将这笔银子用于修建两层藏书 楼，一楼为自家的宗祠，二楼为藏书室。这样既能祭拜祖先，还能完成父亲生前的夙愿。聊城老市民叶簪传老人听父辈这样传说。
据聊城大学统战部部长李泉教授介绍，1840年，藏书楼建成后，杨以增特取《礼记》“先河后海”之意，意即书好像是河流，河流尽头必是大海。杨以增认为搞 学问的人不但要饱读诗书，还要探究其源头。因此，杨以增将藏书楼起名为：海源阁。海源阁后历经杨以增、杨绍和、杨保彝和杨敬夫4代人的搜寻，历时百年，其 藏书规模之大，质量之精，在当时北方藏书家中首屈一指。当时海源阁与南方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、归安陆氏皕宋楼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并称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。后陆氏、丁氏的藏书转归他人，仅剩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遥相辉映，晚清人称其为“南瞿北杨”。
在海源阁的墙壁上，杨以增的玄孙杨敬夫曾把杨以增收集藏书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：“端勤公（杨以增）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员时，开始正式收集书籍，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，可谓初期；任陕甘总督时，以精刻本、善本为主，兼收并蓄，对我家藏书总卷来说，以此时所购为最多，宜为中期，亦称盛期；任河督（江南河道总督）时，不仅以珍本为主，并以精刻本付之，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，可谓末期。”
张连增解释说，杨敬夫所谓的藏书3期，道出了杨氏海源阁藏书的总体脉络，由此看出，杨以增在短短十几年间，竟如此神速地收藏了数十万卷珍籍。杨以增生活在清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其特有的历史条件使他大批收藏书籍成为可能。
李泉介绍说，明末清初，江浙地区有很多大藏书家，其中，虞山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最多，在东南地区可谓藏书第一家。后来由于被火烧掉大半，剩下的转交给他同 族的孙子钱遵王。后来又出现了徐乾学、季振宜等藏书大家。乾隆至嘉庆年间，徐乾学、钱遵王的藏书，一半归北京怡府乐善堂，一半归吴县的黄丕烈。此时，季振 宜的藏书，开始流向社会。黄丕烈趁机收购，并成为当时宋版藏书的翘楚。黄丕烈死后，其藏书以及江浙一带的藏书精华全部归为汪士钟的艺芸书舍收藏。
咸丰、同治年间，由于太平天国战乱，江浙一带大藏书家的藏书纷纷流向社会。杨以增趁机将黄丕烈、汪士钟等名家的藏书购回送入海源阁收藏。这样，辗转于吴越之间几百年的古老藏书，几乎被杨以增“一网收尽”。
而被怡亲王载垣收藏于乐善堂的另一支徐乾学、钱遵王的藏书，由于咸丰末年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斩杀怡亲王载垣，使乐善堂珍籍流向社会。当时，在北京任职的 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，趁机从社会上购回流散藏书，送入海源阁收藏。后来，很多人认为，海源阁珍本藏书一半来源于北方，一半来源于南方。
海源阁第三代藏书人为杨以增的孙子杨保彝。尽管杨保彝一生所购藏书不多，但他在保管、整理海源阁藏书方面用尽心机。因此，清朝动乱的年代，杨氏藏书几乎毫发未损。
杨氏几代人广搜博寻，历经上百年，到杨保彝时，海源阁藏书总数达到4300余部，179000余卷。李泉认为，杨氏几代购得南北各家藏书的精华，打破了明清以来藏书大家齐聚江浙的格局，给中国近代藏书史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1910年，杨保彝去世，年仅10岁的杨敬夫过继给杨保彝。杨敬夫为海源阁第四代藏书人。当时兵荒马乱，杨氏家道中落，海源阁藏书暂由杨保彝的妻子王氏保管。张连增说，早在袁世凯当政时，其子袁克定就垂涎海源阁藏书，想据为己有。王氏夫人立即将海源阁中的宋元珍贵图书，搬往她所住的卧室北房中，全部藏于楠木书橱内。这主要是因为1861年，捻军侵犯肥城西杨家的陶南山馆时，焚毁了近一半的宋元旧刻图书，非常可惜。后将普通版本运回聊城海源阁。
海源阁藏书大量损毁流散，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。对此，李泉研究较多。他说，1926年杨敬夫在天津定居，意欲从事商业。因手里没有资金，1927 年，杨敬夫用26种海源阁子、集类珍籍，以7万余元的价格在天津出售，被社会上的人零星买去。1928年春天，西北军第17师马鸿逵的部队占领聊城，海源阁藏书有所损失。此时，杨敬夫担心家中藏书难以保全，遂将海源阁珍贵藏书装了10余箱，运到天津。
1929年7月，土匪王金发占领聊城，并在杨宅内设司令部，遂将杨敬夫运往天津后剩下的宋元珍籍、金石书画，拣其珍贵的拿走，并毁掉大量普通明清版书。 1930年春，土匪王冠军占领聊城，其部下要么拿着书出售，要么撕开包东西、烧火做饭，甚至摞到一块当枕头用。土匪头子王冠军还请来书籍古玩专家，拣好书 和珍贵碑帖字画，全部拿去，运回老家保定。土匪退出后，杨氏宅内可谓“院内屋外，书籍遍地，茅厕马圈，到处是书，大多被雨淋烂”。
1931年下半年，杨敬夫将包括“四经四史”等镇库珍籍在内的92种宋元版藏书以8万元的价格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。后来，杨敬夫做生意亏损，无力赎回。后经国民政府干预，于1946年将这批书收归国有，由北京图书馆保存。
北京图书馆收藏过的海源阁珍善本书总数近300种，其中36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政府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后来又运到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。现今，中国 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海源阁珍善本书260余部。海源阁藏书中的明清普通版本收归山东省图书馆最多。1957年6月，杨敬夫又向山东省图书馆捐献海源阁文物 37种85件。目前，山东省图书馆收藏海源阁书共2209种，2335部，32500册。李泉认为，省图书馆所收藏的海源阁图书的质量尽管不如国家图书 馆，但数量却比国家图书馆多得多。
